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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

斯洛文尼亚总理要学立陶宛亲台？不仅总统反对，他在欧洲也没朋友

文/冯虚

在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近日宣称要“和台湾互设代表处”后，这个南欧国家内部已经“吵翻天”。

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随后就对媒体表示，自与中国建交以来，斯洛文尼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连BBC等西方媒体也表示，扬沙的言论显然不能代表斯洛文尼亚政坛的一致意见。有斯洛文尼亚分析人士称，“如果扬沙在和政府、议会高层讨论后仍发表这种观点，我会非常惊讶。”

显然，斯洛文尼亚国内围绕台湾问题的争论，比立陶宛要激烈得多。笔者近期曾和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等本地政要就该国及欧洲各国的对华态度进行对话。图尔克坦率地表示，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欧洲国家，现在就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对华声音”，一种人“将西方媒体报道的香港、台湾问题视为中国形象的全部”，而另一些像帕霍尔这样有国际经历的政客则能“着眼于大局”。

“总是有人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也有人对中国充满热情，这种情况在最近变得更加明显。”他说。

斯洛文尼亚等国围绕中国的内部纷争，与国家的历史、文化、政坛内斗及领导人的个人经历都有关系。但是，这与立陶宛那样在文化上明确仇视共产主义的国家，本质上有所不同。解剖斯洛文尼亚这只“麻雀”，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政坛高层及社会对台湾问题、对中国、对全球化的内部矛盾，也有助于明了要“团结”和“打击”的对象。

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

“大放厥词”的最新事例

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和总理扬沙在对华、涉台问题上立场不同，表面原因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帕霍尔来自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扬沙则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主党的领袖。但要说清斯洛文尼亚为何会出现总统左翼、总理极右翼的特殊政治格局，还要追溯到前南斯拉夫解体时。

在前南加盟共和国中，斯洛文尼亚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西欧、南欧发达国家。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斯洛文尼亚是“民族国家”，九成常住人口为斯洛文尼亚人，过半数是天主教信徒，文化上深受邻国意大利的影响，经济上也与欧盟-北约阵营关系最紧密。在铁托去世、前南经济状况总体下行时，斯洛文尼亚依靠与欧洲的经贸关系一跃成为该国最发达的地区，也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情绪。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在前南各加盟共和国中最早宣布独立。由于它地处前南边陲，和前南主体国家塞尔维亚之间隔着一个也想独立的克罗地亚，所以在短暂的“十日战争”后，前南政府被迫承认了其独立的事实，这也使得斯洛文尼亚未受到惨烈的前南内战波及。2004年和2005年，斯洛文尼亚因经济发达和地缘关系，在前南各国中最早加入北约和欧盟，从原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地地道道的北约-欧盟阵营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斯洛文尼亚从前南独立的历史，与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从前苏联独立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是大国中最靠近北约-欧盟阵营的发达民族地区，都最早宣布独立，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幸免于大国解体后的动荡。这也使得斯洛文尼亚的政局相对稳定。而左翼、右翼平分秋色的格局，从那时就已形成。

简单来说，现任总理扬沙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民主党乘着“民族独立”的春风，自然成为斯洛文尼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扬沙在独立前就已经是该国最具影响力的“反体制”领袖，他出身天主教家庭，父亲是异见人士，本人又长期策动反对前南政府的活动，甚至密谋发动武装斗争并因此被捕过。

一系列“民族英雄”的光环让扬沙在斯洛文尼亚政坛屹立不倒。事实上，当他在2020年第三次出任斯洛文尼亚总理时，许多欧洲政治观察人士都感到震惊：他已经两次在总理任上证明自己只会将国家拖入经济衰落的深渊，而且在2014年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过两年有期徒刑。此外，这位如今大谈台湾地区“民主”的政客拥有北约-欧盟阵营中最糟糕的“人权纪录”，其政党的民族主义活动、压制舆论等问题，屡屡被欧盟及欧盟各成员国政客攻击。

但这一切都挡不住这位“民族英雄”用民粹话题获得的民意支持。让扬沙变成“不倒翁”的另一个原因是，斯洛文尼亚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而总理由议会选举中的多数党领导人担任。高举“民族”大旗的“建国元勋”民主党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而扬沙在党内的元老地位始终无人能够真正挑战。

与扬沙不同，斯洛文尼亚现任总统帕霍尔始终和“民族主义”保持距离。他在全民直选中获得支持，体现了该国另一股政治力量。斯洛文尼亚独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共产主义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继续参与政治。独立前，帕霍尔是共产主义联盟内部改革派的重要领导人，独立后他自然成为这一左翼阵营的领导者。

上面已经提到，斯洛文尼亚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亲近西欧、南欧国家，独立后很快加入北约和欧盟。但扬沙等右翼领袖并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多数政策，帕霍尔及其阵营因而扛起了“欧洲主义”的旗帜。2004年，帕霍尔成为斯洛文尼亚在欧洲议会的首批议员。2012年至今，他担任斯洛文尼亚总统已有十年之久。

帕霍尔的前任、同样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图尔克对笔者分析，像帕霍尔、扬沙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不同，除了党派之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争外，其实也有个人因素。以图尔克和帕霍尔为例，前者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后者长期在欧洲议会任职，且两人作为斯洛文尼亚总统，最重要的职责其实就是外交礼宾。国际经历让他们有机会真正认识中国。如图尔克所言，“我一直以不同的身份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相信中国领导人的话”。

扬沙则是另一类欧洲政客中的“极端”代表：自2007年之后，他从未正式访问中国。不光是中国，反对派有时嘲讽这位民族主义总理“没有一个外国领导人朋友”，因为西欧和南欧领导人多反感他，德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常用“欧洲小特朗普”称呼他。特朗普几乎是扬沙唯一的“政要朋友”。2020年11月特朗普败选后，扬沙是唯一一个站出来“祝贺特朗普总统赢得连任”的欧洲领导人。这进一步破坏了他执政下斯洛文尼亚政府和欧盟、北约的关系，这种糟糕关系反过来又激化了国内的右翼情绪。大谈与台湾地区“互设代表处”，只是扬沙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厥词”的最新事例而已。

2021年10月，扬沙（左）到访欧盟总部

如何管住“扬沙”们？

在全球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斯洛文尼亚的新动向显然不是孤例。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跨过红线”后，其近邻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国内都有政客跟风附和，但也都有政客站出来批评立陶宛“破坏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国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内部陷入左右对立，如何减少这种不健康的政治环境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一位斯洛文尼亚前政要对笔者说，如果中欧关系能建立一个“适当的概念框架”，或许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保持更长久的稳定。他表示，此前，中欧之间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广泛合作，推动了各领域关系的发展。但当政治问题随着欧洲国内极化而出现后，仅仅谈“经济互利”已经无法“说服一些人”。“现在，很多人害怕中国的技术进步，甚至认为经济合作也伴随着对欧洲有害的政治企图。”

扬沙就是混淆政治分歧和经济合作的典例，他在大谈和台湾地区“互设代表处”时宣称“北京没有道理阻止其他国家与台湾建立经贸关系”。

如何才能在中国和欧洲国家间制定新的概念框架，并将“一个中国”等底线问题纳入其中？前述政要指出，首要任务还是明确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共同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和中国之间存在沟通问题，一些欧洲政客不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

在斯洛文尼亚，帕霍尔已经迈出了“构建新概念框架”的一步。1月20日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欧盟有义务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但能否将相关问题明确为欧洲各国的共识，仍需时日。

“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前述人士表示，“我想短期内中欧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波折，但随着人们意识到我们之间需要保持新的稳定性，在一年、两年或不远的将来，一种新的共识肯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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