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易吉·克拉尼,85岁,德国设计师,被称为21世纪的达芬奇,他设计过航天飞机、跑车、游艇、建筑,也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他利用曲线发明独特的生态形状,并将它们广泛应用在圆珠笔、时装、汽车、建筑等设计中。”愚蠢!愚蠢!愚蠢!哲学!哲学!哲...
“
路易吉·克拉尼,
85岁,
德国设计师,
被称为21世纪的达芬奇,
他设计过航天飞机、跑车、游艇、建筑,
也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他利用曲线发明独特的生态形状,
并将它们广泛应用在圆珠笔、时装、汽车、建筑等设计中。
”
愚蠢!愚蠢!愚蠢!哲学!哲学!哲学!中国!中国!中国!
坐在城堡酒店户外的咖啡馆,路易吉·克拉尼(LuigiColani)三个一组地重复着上述词汇,同时大幅度地挥动手臂,手臂扬起的风甚至让他长长的八字胡须抖动起来,甚至有要捶翻桌子的势头。手指关节刚要落下,力道却悄悄放缓了,击打到桌面时,声响恰到好处,刚刚表达了情绪,又不至于失了分寸。红色的有轨快车在身后轰隆隆开过,转弯时警钟叮叮响起,绵延不绝,克拉尼简洁而短促的发言镶嵌其间,一场四小时的谈话瞬间有了舞台效果。他的背后,越过电车驶离的弧线,正是德国西南部的古老城市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火车站。
卡尔斯鲁厄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也因此被称为欧洲民主真正的中心。这个三百年历史的小城同时也享有黑森林与莱茵河的优美风景,并以新媒体与创意产业著称。2002年开始,克拉尼在这里有一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设计公司和研究机构。
但他并不常来。他工作的重心在米兰,并正迅速转向中国。在德国的工业设计脉络中,85岁的路易吉·克拉尼是个异数。从1907年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联合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到二十年代引领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包豪斯学院,再到战后强调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德国的工业设计传统一向风格鲜明,正如人们对德国商品的印象,质地坚固、功能性强、设计精密、造型洗练。
这其实是一场目标鲜明的改造运动。137年前,德国代表在费城参加美国建国百年的博览会,欧美各国的工业产品摆在一起,“德国制造”立刻成了“质量低劣、设计庸俗”的廉价货的代名词。
当时,苏黎士联邦高等技术学校的机械工程师弗朗茨·罗卢(FranzReuleaux)痛心疾呼:“德国工业界应当摒弃那种仅靠价格来竞争的原则,转而以知识的力量和工人的技术来改良产品,使其更接近于艺术。”
德意志制造联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这个由政府支持的,旨在通过增强设计水平提高工业产品质量,明确追求商业目的的组织开启了德国工业设计的传统,其影响毫无疑问延续至今。
这个脉络里,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如星系一般催生演化。今天风靡整个世代的苹果公司设计灵感也来源这个星系:德国博朗公司的设计师迪特·拉姆斯。但路易吉·克拉尼,显然不在星系之中。
单从这片星云里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寂寞得也几乎快要被人遗忘了。但从另一个世界看过来,他却是凭一己之力升起一颗闪亮的星星,光彩夺目,几乎能跟整片星云抗衡。
他讨厌德国设计里冰冷的直线。
“宇宙之中无直线。”这是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设计信条—“地球是圆的,所有的星际物体都是圆的,而且在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上运动......甚至连我们自身也是从圆形的物种细胞中繁衍出来的,我又为什么要加入把一切都变得有棱有角的人们的行列呢?我将追随伽利略的信条:我的世界也是圆的。”
旺盛的创作力推动他在过去的50多年里,从不停歇地设计了两万多件作品。从眼镜、服装、家具、手表、茶壶、杯子、厨房、跑鞋、跑车、卡车、飞机、轮船、建筑......日常生活中你能想到的东西,他几乎都设计过。它们风格迥异,特色鲜明:华丽的生态流线,有机体的造型。扑面而来的先锋感正如他的传记书名所说—“为了未来设计”。
熟悉设计历史谱系的人从造型就可以一眼看出,克拉尼果然错生在了柏林。他继承的是法国、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衣钵,而他自己也承认,对他影响最大的建筑师、设计师,是西班牙的高迪—他同样以童话般的流线造型著称。而德国“完全没有”影响他。六十年代,克拉尼甚至把名字从德国的Lutz改回了出生之初的意大利曾用名:Luigi。
在过去50年来的各大设计奖项中,克拉尼获奖无数。他的大部分设计作品都在吸引了足够惊叹之后,因为概念太“超前”、造型太“先锋”而难以投入量产,也因此,他常常自嘲为“设计界的大众明星”。
1977年,他仿鲨鱼造型设计出巨型客机,共有四层,每层可以载客1000人,而当时波音747客机也才刚刚生产七年。1978年,他给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设计出节省燃油量近40%的超级卡车,经历八代革新,目前省油量已经达到了50%。鲶鱼嘴车头、流线型车身、配上圆型车窗和奔驰标志造型的三爪雨刷,经典先锋造型令人印象深刻。这两样他引以为豪的设计最终都没能量产。
当然,也有少数的幸运作品:1989年,他设计的“Testa”最高时速达351公里,至今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法拉利。
有时候,设计“革命”其实很简单,比如把眼镜腿往下掰弯一个弧度,解放整整180度的视线;比如在相机的扶手位置设计一个突出的弧线,以便扶稳相机—克拉尼设计的佳能T90。
克拉尼说自己一直在战斗。在和“愚蠢的世界”、“保守的思维”、“利益至上的逻辑”和“没药救了”的欧洲和美国斗争。
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愚蠢,他们没有接收到克拉尼的讯息。”在这个语境里,克拉尼成了来自未来的使者,传递着哲学、艺术与技术的真谛。一个八十五岁,积累数万件作品,仍然每天工作十小时,勤勉地染黑头发和胡须,笃信速度与未来的设计师,当然有资格讲这句话。他说:“这世上有那么多愚蠢应该被改变,这让我无法忍受停止工作”。但他的后半句话是:“中国,现在是中国的时间。”
他认为中国甚至在哲学上都更优越于欧洲和美国,并正在从灰暗的当代史飞速回升,必定能够“接收克拉尼的信息”。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设计将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未来主义大师克拉尼的判断。
Q&A
ESQ:你今年85岁了,仍然能保持旺盛创作的热情,是怎么做到的?
路易吉·克拉尼:我每天至少工作10到12个小时,做未来的设计。我正在设计未来的车、飞机、3D打印机......我一生中只度过一次假期。我几乎从不度假,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制造一个个具体的对象来实现那些最进步的思考。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愚蠢(Stupidity)应该被改变,这让我无法忍受停止工作。
ESQ:在最早的时候,甚至在你决定要成为设计师之前,是什么让你对“设计”有所理解并且感兴趣?
路易吉·克拉尼:我先声明,我不是“设计师”,完全不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东西,创作。我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场景设计师(stagedesigner),他在家工作,手工绘图、制作模型,和我相比,他才更像一个设计师。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双手可以创造出什么。我也就这么开始做了。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各种物质材料─想象一下,拍电影时你所能想到的,会用来搭舞台、盖房子、制作道具的各种材料,我都拥有过。从3岁起,我就开始做一些小球、小树、小猴子。母亲一直收藏着一个3厘米长的立体小猴子,放在冰格里,保管了很多年。那是我三岁做的,算是我的第一个设计作品。5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切割、可以熔解、可以操作机器。6岁上学时,我的手工制作能力已经完全不需要跟着学校的课程走了,老师跟我说,你能做的比我还多!于是我开始给学校画板报、设计海报......一切就是这样开始了。
ESQ:小时候,接触到那些材料的感觉,那些触觉和嗅觉,是什么样的?
路易吉·克拉尼: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最主要是视觉,看得懂。那么多的材质,我曾经握在手里的,碳棒、玻璃纤维、金属、塑料、岩石、涤纶......我看着它们的原型,想象它们可以变成的样子,从小就练习从视觉开始到经过大脑的思考,然后通过手,把结果体现出来。小时候我就可以盖房子、做汽车模型,做可以飞的飞机模型。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对我后来的整个事业都有巨大帮助。直到今天,我手工制作东西的时候,做模型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想起那个感觉─我让自己的手里有“阴阳”,一边是技术,一边是艺术,美好极了。
ESQ:是什么让你能把技术和艺术真正结合起来?
路易吉·克拉尼:我原本希望跟随父亲的脚步,去做电影。那时我有一个机会去法国。但在这之前,母亲坚持让我一定要先学习正规的艺术课程。她揪着我的耳朵,几乎是把我拎到了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derKuenste,Berlin),那时我18岁,开始学雕塑。在那里两年的时间,我做了许多动物的雕塑─从最一开始,我感兴趣的就是自然。但很快我意识到,在艺术学院里老师已经不能教给我更多。我于是辍学了,去了法国。1947年,我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colePolytechnique)学习空气动力学。我想设计汽车。汽车和飞机是我一直以来最梦想的东西。4年之后,我设计了“24hour─赛车”。在这之后,我又到巴黎索邦大学(LaSorbonne)念分析哲学的硕士。所以在法国,我学到了非常好的技术,同时还有哲学,哲学是真正帮助我把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东西。
ESQ:你读大学的时候,二战刚结束。继承包豪斯血统而在德国成为主流的功能主义设计思潮也是这时候开始发轫。德国战前战后的这段历史对你的人生经历、设计理念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路易吉·克拉尼:完全没有。我母亲来自波兰,我父亲来自瑞士的意大利区,他们在柏林相遇。我在柏林出生。但我很难说我更倾向于妈妈的东欧,还是爸爸的南欧。我从不接受任何典型的“德国思维”。我坚实的技术训练来自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已经有巨大的不同,就像黑和白,无法配合的黑和白。直到在法国念哲学,一个全新的世界才在我面前打开。在思想的血缘上,我更像一个法国人,有拉丁思维。在设计的渊源上,我受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Gaudi)启发很大,还有雕塑家罗丹。我很早就意识到,德国式的思维是略微有些狭隘的。德国有最好的技术工作者,最认真的工人,他们严格地保证产品质量,这正是德国过去的成功故事。人们购买的不是别的,而是德国的耐用质量。但是德国的设计哲学,缺乏足够的开放和可能性。我没有被德国的设计哲学影响,更多的是被他们的技术影响。哲学上,我一直是世界主义的,也一直在全世界工作。我刚成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南美圣保罗也在邀请我。我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当然。
ESQ:这些年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在中国,做教学,做设计,为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唯一一个让我在智识上觉得接近家的感觉的,是中国。我总感觉我已经在中国住了70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祖辈做远东贸易的生意,小时候我就有机会看到很多中国的书法。我看那些像画一样的文字,想象写这些字的古代人的生活。一个圣诞节,我在一张A4大小的纸上画了个礼物送给妈妈:角落里画了一根蜡烛,发着光,然后纸上写了满满的中国书法─至少有两三百个字。我妈妈吓坏了。因为我其实一个中国字都不会写。我是依照印象发明了这些“中文”。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就开始学中文。但一段时间之后我放弃了,我不想把一个如此高智能的语言说得愚蠢而支离破碎。我也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大多数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从那时开始,我就等待着被中国邀请。中国留意到了我,1995年,他们邀请我到中国。我成了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荣誉教授,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我意识到了,那时时机不对。我离开了,回到欧洲,等待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是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代了。中国也意识到了,他们不能再跟随白人世界的想象,他们要发明创造自己的东西。现在开始了。克拉尼回来了。
ESQ:你说的时机,具体指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现在的中国进口所有的欧美产品,珠宝,钟表,汽车,飞机。他们花了巨大的成本,但很满足,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远远超过中国本土品牌。这些产品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我认为现在时机到了,中国制造开始转向中国设计。我相信中国未来5到10年在这条路上取得的成就,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新的动力和繁荣。三天前,就在这张桌子上,我和常州政府签了合同,将在常州的中德创新中心成立Colani现代设计院(注:中德创新中心是德国对华经济技术合作中心(IWC)和常州武进高新区合作建立的高科技创新平台,由德国北威州和江苏省支持)。我们将要把非常现代的设计带给准备好了的中国。欧洲已经不行了。两年前,我曾想过去意大利,意大利的设计实力很强,我运了50个大集装箱,装着我几乎所有的设计去到米兰。可惜意大利的经济一直在衰落,这两年我没有能够实现什么重要的设计。所以现在,我决定和中国的Colani中心合作了。
中心所在的这个区域工业发达,我很期待跟他们的合作。
ESQ:为什么你觉得在意大利实现不了的设计,在中国可以实现?你是说中国的客户已经有足够开放的眼光,有充足的财力,可以接受先锋设计了?
路易吉·克拉尼:我认为他们不光是明白,而且是他们需要。他们现在给欧美制造东西,他们拥有高科技,但设计都是外人做的。为什么不做自己的设计呢?我可以说,中国的工业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帮助,因为他们很快会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需要一些帮助去完成飞跃,从跟随者到创新者。我会在这里帮助他们。我会带很多中国学生,告诉他们怎样把梦想、创意变成现实。他们充满了创意,我非常确认。我在中国的四五家大学兼任老师,有很多机会接触年轻人,他们棒极了。他们时刻等待着做自己的东西。我相信3到5年之间,中国在现代设计方面就会变成世界第一,超过美国,超过欧洲。所以就在这张桌子上,我跟常州签了约。
ESQ:你签了几年的合约?
路易吉·克拉尼:三年。三年之后我想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
ESQ:这么乐观?
路易吉·克拉尼:我不是乐观。我百分之一百可以看见中国的潜力,这是在中国人的血液里的。你们是亚洲最进步的文化,精神上,智识上。当我成为清华大学荣誉教授的时候,有两个很有名的中国人,一个是航天火箭研制中心的头儿,还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都说,应该做克拉尼做的事情─最高级的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我认为,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中国的哲学比欧陆哲学要近得多。因为中国在艺术上的成就如此之高,资源如此丰富,而4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技术又几乎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只是后来帝国终结,崩溃,侵略,一百多年来降到谷底。今天的新政府开始追赶世界。中国现在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技术上追赶世界第一的位置。你看这个高科技的玩意儿(指着桌面上的iphone),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把手和脑结合,这点上中国远胜其他国家。所以三年之后我可能就回欧洲了,我当然很愿意留在中国,但那时他们就不需要我了。
ESQ:感谢你的预言,但我的确很难理解这种乐观。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是创新的丰富资源,但也可以是束缚,中国真的学会去发掘它了吗?
路易吉·克拉尼:并不是中国人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让我有这样的判断。只是因为历史的逻辑。直到帝国崩溃之前,中国一直在主导世界。中国后来开始出现政治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们的血液、大脑,一直没有变。我经常和中国人一起工作,立刻就注意到了这种差别:你们思考的层次高于白人的智识水平。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觉得原因之一在于中文。你们要学多少单字才能开始说话、表达?天啊,太多了。我们呢?25到30个字母就可以。中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优秀。讲这些话,我无比诚实,且比你们自己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今天世界的希望。因为中国是和平的。美国不是,而欧洲太愚蠢,政治上跟随美国。
ESQ:那么美国呢,50年代你到了加州,在那里研究玻璃纤维等新材料。后来世界各地有一批工业设计大师都在同一个时间有相似的经历。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加州曾有最好的机会。因为二战之后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废墟之中,美国没有,美国挣了很多钱。欧洲、日本都在落魄之中,中国在现代世界还没有席位,这时很多精英来到美国,它们很容易地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但很难说这是因为精神上的吸引,而更多是因为利益。1953年,我只在那里呆了一年,就回到欧洲。那里......令人厌恶。所有的东西,都太过剩。人的因素看不见了,你能看见的所有,都是钱、钱、钱。哪怕是在那个被自由流动的资本刺激了发明的年代,我也实在是被肤浅的思考给恶心到了。没有深刻的哲思支撑,就是大资本,做些精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工业化。从当时直到现在,这种状况并没有很大改变。他们足够有钱,所以可以有很好的教育,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美国的火箭都是德国科学家设计的。我立刻明白美国的整个思维方式都被资本驱动着,这太单薄了。而且有很多不和平的设计。所以我去日本,去亚洲的时候,被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吸引。
ESQ:你说“不和平的设计”,具体指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沉默一会儿,笑)我总是告诉美国人,我只做“和平的设计”。我在德国工作时,是ThyssenKrupp公司的首席设计。他们付给我高昂的设计费,但是要求我设计坦克、潜艇。我说那不可能,不要再跟我联系了。我从不设计任何武器,这是最基本的。这也是我愿意去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不打仗的国家。看看美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制造战争;美国总认为自己是dominatingcountries。他们不再是了。太多国家想要统领世界,他们再也做不到了。
ESQ:你提到日本,在日本与佳能公司的合作似乎是你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路易吉·克拉尼:T90是革命性的,直到现在也是,当然。但对我来说,这只是我众多设计里的一个。今天我仍然有非常好的相机设计,比佳能、尼康都更好。但我不拿出来,我要等时机到了,现在大家所习惯的日本的范式过去了,再推出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天的相机,只是给习惯右手的人用的。收到我的讯息了吗?但我将设计的相机是两只手都可以用的。这个世界上有30%的人需要可以左手使用的相机。我这里有。
ESQ:听起来相当让人兴奋。但常常是这样吗,你有好的想法,但你需要等待时机?
路易吉·克拉尼:我只能这样。就相机来说,我相信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了。日本公司的范式过去了。但你看我40年前设计的流线型卡车(ColaniTruck),它们可以节省30%到40%的汽油。我气坏了梅赛德斯(Mercedes-Benz),欧洲最大的卡车生产商,他们恨我。因为我发明了原本应该是他们发明的东西─他们有那么多设计师!但我有个好得多的脑子。梅赛德斯阻止了我的设计,他们一直在打击我。我希望中国可以看到这个设计。中国需要一加仑油可以跑更多路的卡车,你们的货物常常有几千公里的路要跑。我完全可以帮最好的中国工业,设计出最好的卡车,减少污染。
ESQ:你的设计作品不仅超前,而且一向非常关心环境,在50、60年代这种意识本身也很超前。这种动力从哪里来?
路易吉·克拉尼:我很关心自然、空气、污染,对一个思考者来说,对这种信息的感受力是非常重要的。最一开始,这种冲动也让我自己感到意外。我设计卡车的时候,是空气动力学的教授。所以当然我不会设计方盒子一样的卡车,而是选择流线型。突然,我意识到,这样的造型事实上是大大省油的。省油意味着什么?减少污染。我意识到我站在一个最最现代的地方,不仅是造型本身,整个系统都是更绿色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意外。这时候,整个汽车工业,尤其是梅赛德斯,几乎对我发动了战争。
于是整个欧洲都不会接受我。因为人人都说,如果梅赛德斯都不接受这个设计,那这设计一定很糟糕。可惜他们错了。
ESQ:你设计的卡车无法量产,你的很多设计也有相似的命运。甚至某种程度上,你是一直被设计的主流所孤立的,在这个过程里,你会质疑自己吗?
路易吉·克拉尼:绝大多数德国的设计师没有接收到我的讯息。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指责我,他们说克拉尼糟透了。但我从没有质疑过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比他们更好。就说这辆卡车,你拿一辆梅赛德斯的卡车,再拿一辆Colani的,加满汽油,让它们同时、并排开上100公里。然后你再去加油。你发现什么?Colani的卡车耗油量少了整整30%到40%。我知道我更好,我证明了。但他们不接受。他们反复地在做愚蠢的事情,毁掉环境。
ESQ:在你年轻的时候,这种勇敢的自信从哪里来?
路易吉·克拉尼:这是一种绝对的自信,随着我一起生长,尤其是在我设计出省油30%的卡车之后。这种自信是由证据支撑的。我告诉自己:我在正确的道路上,他们没有。法国空客曾邀请我做首席设计师,我开始很高兴,我一直想要设计和制造飞机,而且那是法国,他们应该更有能力为未来设计飞机。我甚至在空客公司附近买了一个城堡。但我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发现他们并不想做最新的东西─那才是我们有能力并且一直想做的。未来的飞机玄妙都在机翼之上,但他们没有这个改变的冲动。他们很成功,但是在今天,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它只能说明你能挣很多钱,很多很多钱。今天我要在中国开始尝试,这个国家是我唯一觉得还有希望尝试的地方,我会非常努力地去试,去战斗。我相信中国人会接收到我的讯息。我有一个小团队也在和中国谈关于未来的飞机。
ESQ:为什么你不愿意称自己是“设计师”?
路易吉·克拉尼:我从没有学过设计。我做东西的时候,90%的精力都在回答技术的问题,10%是艺术。这个比例有时会变,就像阴阳调和。但总是技术和艺术,我不考虑“设计”。我从来不是一个设计师,也不想做设计师,因为在我做的东西里,“设计”的比例并不高。我叫自己“3D哲学家”。我制造了这个词,是想要表示,从3D的维度去设计创作时,哲学才是最重要的。
ESQ:但是3D思维不应该是设计的常态吗?我们的生活是3D的。
路易吉·克拉尼:只有3D是真实的。但谁这样设计东西?他们敲击按钮,在扁平的屏幕上绘制画面,根据这些二维的画面来建造。然后他们才第一次触摸到建造物─发现错了!再改。他们从没有从他们计算机屏幕上设计出的咖啡杯里真正喝一滴咖啡。这太愚蠢了。我是在手指的触摸之间设计的,在3D的维度上创造,再藉助电子手段去精密化。而他们在屏幕上设计飞机和汽车,他们让机器根据图纸去切割塑形,直到这时他们才把人放进去,去看人能不能适应整个钢铁形体。这个过程是错的。到处都是硬的角度。但是人体不是,人体是软的、弯曲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自然之舟,而不是蛮横的机器。举个小例子好了,比如这个眼镜。(克拉尼取下自己的眼镜,又指着我的,让我比较)看看你的,再看看我的。你的眼镜腿挡住了侧面的视线。我的没有。我很多年前发明了这个,把一条直线往下拉一点点,变成曲线,你的视线就自由了。这是革命。从没有人想到。就这样一点点小事,他们不从使用者的角度考虑。
ESQ:的确......但为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眼镜是我30年前发明的。那时我自己开高速跑车,开这些车时我发现了问题:我得随时知道侧面在发生什么,有人超车的时候,市面上这些愚蠢的眼镜会带来危险。没有人想到。这是哲学!3D哲学!我不想说他们愚蠢。他们当然不愚蠢。但是我比他们超前的那一点点,来自深层次的思考。
ESQ: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设计才称得上好设计?
路易吉·克拉尼:好的设计有两个标准:一、要服务人类。很简单,鞋、衬衫、夹克,它不能干扰你的移动,要帮助你更好地移动。二,要应用最新的技术。就是这样。为人类做好的东西,听起来很简单,但往往就是实现不了。大多数时候,设计师在做的事情只是满足自己的雄心,设计出疯狂的东西,并不真的考虑日常使用者。
ESQ:但其实大多数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使用者,无法分别好和坏。
路易吉·克拉尼:他们被惯坏了。他们的审美和思考能力被糟糕的设计给毁了,在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从时尚业到汽车飞机轮船,都是保守的固定思维,没有先进的追求。看看我们的椅子,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设计吗?人体不是四四方方的盒子,
但他们就用这些生硬的线条来容纳人体。这是绝对的愚蠢。看看有些奢侈品的包,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愚蠢的包?糟糕的、简单的原材料,糟糕的外观,糟糕的价格!但每个人都想要拥有它,被它驱使着,蠢极了!我可以用两分钟设计出一个好得多的包。但他们就这样被自己贫瘠的思维困住了。他们不想要进步,只想要赚钱。人们也接受这一点,谁赚了最多的钱,谁就是最好的。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让我们创造些更好的设计吧!我们要想朝前走,就先要回头看,为什么这些愚蠢的包能获得这么大的名声?去问问题。我学哲学,学会的就是怎样问问题。为什么手表是这样的?为什么椅子要这么愚蠢?我们要去回应自然,尊重自然,远比我们现在所做的多得多地去尊重自然。
自然的造物飞得更高,潜得更深,在水里游得更漂亮,生长得更好。万物在自然中和谐成立。我们应该去探究这个问题:为什么自然造物比我们所费力设计的要好那么多?你去观察鸟。它们在地上坐着,然后起飞,它们一边飞,一边看着下面的水面,它们看见了鱼,它们几乎是立刻收起翅膀,就像最好的超音速飞机,一头扎进水中,抓住鱼,然后迅速飞升,抖落翅膀上的水滴,再次飞向远方。看看人造物,什么东西能做到这样?几百万年前,直冲进水中捕鱼的飞鸟的形体,远远优于我们所设计的最好的超音速飞行物。这就是自然造物,远比人造物优越,因为它们有几亿年的时间慢慢进化到今天的接近完美。我们的科技有多少年历史?百余年而已。我很多年前意识到这一点,我设计了一架飞机,模仿鲨鱼的外形。鲨鱼大概是过去3亿年里不多的从没有改变过形体的生物,所以它的造型本身,一定是完美的。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不给这种“超级造型”插上一对翅膀呢,这样它就可以飞了。我这么做了。这只是个模型,从没有实现。不过也许30年、50年后,你就会看到天上都是长得像鱼一样的飞机。
ESQ:设计生涯中,你遇到过真正的瓶颈吗?
路易吉·克拉尼:当然。当你做一些绝对超前的创作时,首先,你甚至找不到需要的材料来开始。我50年前开始设想一些创意时,我们还没有碳纤维、超级钢、超级铝。我们今天都有了,我们甚至有了计算机。这是一种瓶颈:我们有材料吗?我们有智慧吗?最重要的,我们有能够接受这些创意的受众吗?哈哈。这也是我选择要来中国的原因。我精神上已经离开欧洲了。好的设计是哲学、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中国这个距离最近。
ESQ:一个有趣的现像是,今天的中国似乎的确成了先锋艺术的试验场,比如那些明星建筑师。
路易吉·克拉尼:那些明星建筑师,蜂拥到中国,他们所希望实现的不过是钱而已。他们卖给中国的,全都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自己过去的二手想法。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被窃取。就建筑而言,在我看来,真正属于明天的设计,重点在这里:西方建筑师,他们设计的重点是外观形状,但没有人关心内部。真正的新思维应该从内部开始,因为使用者生活在内部。首先我们应该先设计建筑物的内部,然后逐渐向外,最后给它一个外部造型。这也是我想在中国做的事:我们要发明真正给人类的“巢”。然后自然地在“巢”外面筑巢,所有的外部造型,是以内部功能为前提的。
ESQ:你认为中国可以接收到你的讯息。但悖论是,太多明星建筑师为了钱来到中国,中国看中的也恰恰是他们的名声。今天中国邀请你,很可能也是因为你的名声,而不是你传达的信息。万一中国没有getthemessage呢?
路易吉·克拉尼:那些只懂得追捧建筑师名声的人是最因循守旧的。中国想要做事,怎么办?我们买些名人来吧。这就是现在的逻辑。但名人们在中国做的事情和他们在纽约、芝加哥等等世界上其他地方做的一样愚蠢,他们没有意识到我所预言的这场革命,建筑是从内部开始的。当内部一切都成立了,外部造型是自然生成的。今天所有事情都是反的。他们建造疯狂的外部造型,去“展示”建筑。看看北京吧,这些疯狂的建筑都在传达一个信息:这是一场表演,我们要展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展示财富和权力。在这之后,才考虑让人住进去。你问过任何一个在CCTV新大楼里办公的人的感受吗?他们觉得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和过去相比更好吗?从来没有。人们不在乎,好像建筑师也不在乎。
ESQ:你在中国的几个大学做老师,你会教给你的中国学生什么?
路易吉·克拉尼:我不希望看到年轻的设计师用旧的方式活在新的时代。不管他们用不用电脑─电脑本身是非常愚蠢的,他们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只不过回答得极快罢了。我会希望从我所在的每一个大学,选一个优秀的学生来我的工作室,做我的学徒。我会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要向前走,先回头看。古老的思考延续至今,首先要理解它们,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当然可以慢慢来,但一小群思维进步的年轻人,需要认识到真正的讯息:中国要回到几千年的古老的历史中去寻找真正超越性的、进步的思想,回头看,然后再向前走。不是为了回头而回头,而是为了给迈向未来做准备,打开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一年之后,这些学生需要忘掉自己学到的东西,清理干净这个思维的空间,打开自己,留给全新的东西,迎接新的哲学。这不是做实验,这是我非常清晰的一个计划。我是一个真正进步的人。我会发现各种必要的方式去向前走。
ESQ:有没有哪个中国设计师或者建筑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路易吉·克拉尼:还没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跟随者。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的中国设计仍然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美国和欧洲,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做自己的设计。我们在中国不光要培养设计师,还要培养思想者。中国的哲学比欧洲更优秀,他们对技术的掌握也在迅速赶上,就在现在,大爆炸可能发生。
编辑/孙民 采访、文/张洁平 摄影/吕海强
